1938年生，1955年3月入伍，1998年退休，曾任云南省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赵石生都爱岗敬业、默默奉献、努力工作。他说，他的一生都很顺利，而这一切都是党给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的幸福生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今天的一切，所以要永远感党恩，跟党走。

　　新旧社会两重天

　　1950年2月，赵石生还在上小学。听说解放军要进驻路南（石林县旧称），学校要组织欢迎。

　　“解放军要来了”的消息传遍了路南县的大街小巷、十里八村。人们既期盼，又担心。之前没有多少人见过解放军，只见过耀武扬威、欺压百姓的国民党军。听说解放军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所到之处还为老百姓挑水、打扫卫生，赵石生的心里满是期盼。

　　那天早上，赵石生一早就在路边的学生队伍里翘首期盼。解放军过来时，赵石生踮着脚尖看傻了眼：整齐的队伍，每个人都扛着枪，打着绑腿；个头和群众都差不多。口号喊得整齐有力，走起路来威武雄壮。看到欢迎的学生和群众，每个解放军的脸上都是微笑，让人感到十分亲切。

　　那天晚上，赵石生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要是我以后能成为一个解放军多好。”

　　解放军解放路南之前，赵石生家的条件十分贫苦。父亲被人打伤，家里为给父亲治伤病花了很多钱，父亲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

　　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姐姐小小年纪就到纺织厂去做苦工挣钱，哥哥十多岁也外出打工。母亲带着赵石生和弟弟，守着多病的父亲艰难度日，生活经常没有着落。五黄六月之时，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了，地里的稻谷还没有成熟。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到自家的田里，找些发黄的稻穗，用手搓下稻粒后，拿回家用锅炒炒，用碓臼捣出米来，煮上一顿稀饭充饥。到了秋收时，因没有劳动力，还得雇人把谷子从田里挑回家，有时挑到半路上就被人抢走了。每逢这时，母亲就急得直哭，赵石生看到母亲流泪，自己的眼泪也直往下淌。

　　解放军来了，苦难的生活就成为了往事。解放了，贫苦的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赵石生说，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解放军解放了路南，老百姓才过上了安宁的日子。再不用担心土匪入户，再不用担心半路挑谷子被人抢走了。

　　靠助学金读书

　　赵石生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张榜的那天，哥哥带着他去看，一看榜上有名，兄弟俩都很高兴。但一想到家庭的状况，赵石生又皱起了眉头。

　　虽然考上了初中，但因家庭贫困，上学还是困难重重。老师说，读初中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助学金。他便写了申请，但并没有被批准。为了能继续学习，他开始从减少吃饭、节约每一分钱着手。平时，他要吃两碗饭，后来他就只吃一碗；饿了，就找几个野生洋芋烧烧吃。

　　他的情况引起了班主任老师的注意。

　　一天中午，他要回家吃饭时，班主任对他说：“你饭后到我家一趟，我有事给你说。”班主任告诉他，他给赵石生特别申请了助学金。从此，他就领到了“丙等助学金”。就是这个助学金，解决了他上初中的大问题。“这个班主任老师，是我的恩人。”赵石生对我说。

　　初三参军

　　赵石生上初三时，县人武部的人到村里宣传：当兵是每个青年人应尽的义务，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想到有当解放军的机会，他高高兴兴地告诉父母：自己想去当兵。在父母的支持下，他报了名。经过体检、政审，他被批准入伍。

　　穿上军装，背着背包，他们步行到了宜良。后坐小火车到了昆明。在巫家坝机场新兵训练了一个月。新兵训练中，他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完成了训练任务。

　　新兵集训结束后，他被分到某军需仓库。看他机灵、秀气，有文化，领导就安排他当了通信员。在当通信员期间，领导发现他文化基础好，便选派他到昆明军区政治部参加文化教员培训班学习。培训结束后，他成为了单位的一名文化教员。

　　1956年下半年，他所在的军需仓库要移库到宜良县风鸣村。军需仓库要将物资装备装上火车运到凤鸣村。从村里到仓库还有五公里山路，官兵的劳动强度很大。为鼓舞士气，单位支持他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他创作快板书、诗歌等，和几个战友站在路边打着快板，宣传单位的好人好事。经过他们宣传队身边的官兵，都会为他们翘起大拇指。

　　1956年，部队实行军衔制，授衔时他是中士班长，被安排到库部当文书，兼管其他工作。津贴也从每月6块，增加到了14块。为了照顾家庭，他每月拿6块钱津贴时，只留下1块钱零花，每个月给家寄5块；拿到14块时，他每月给家里寄13块。父母亲都非常高兴，村里人都说：这孩子有出息。

　　之后，他被提升为干部副排长。每月可拿62块。他说，他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时，一下子竟不知道怎么花了。这都是党关心培养教育的结果。

　　1960年，他被调到昆明军区后勤部政治部。

　　政治机关多面手

　　1962年，部队整编。他是年轻干部，被留在部队继续服役。他到了政治部宣传科。先是当助理员，后任宣传干事。他说，宣传科有作家、有新闻报道专家等人才。看到他年轻、听话，作家有空就给他讲创作，老干事就给他讲新闻报道的五要素，带着他实地采访写新闻。他的每一篇稿件，老干事都会帮着修改，并进行讲评。这样，他的新闻报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他的写作水平在宣传科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政治机关光懂宣传还不行，还得懂组织工作。他后来被调到组织科任干事。

　　在组织科工作期间，他努力工作，守口如瓶。

　　后来，他被选派到昆明步校二大队政工队学习军队政治工作业务一年零六个月。学习临近结束时，二大队政工队指导员在大会上宣布：赵石生提升为少尉正排职。

　　军校毕业回到政治部后，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通知，要求“三门”(学校门、机关门、家门)干部都要下连当兵锻炼。就这样，他作为一名机关干部，到某团当兵锻炼。这个团当时从贵州来到云南，在建水燕子洞进行施工。他到这个团三营七连当兵锻炼半年中，佩戴士兵军衔，每天和士兵一样出操、站哨、训练。后来，他接到通知，代理连队副指导员继续锻炼。当时，连队住在老百姓家里。每天都要进行放炮取石、抬石头的施工，安全事项、施工进度、官兵积极性的调动、搞好军民关系等，都成为他这个副指导员的大事。“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评比，初评、总评材料的撰写，都是他晚上在煤油灯下写就的。时间一长，他的右手竟累得抬不起来了，不得已住进了团卫生队。

　　这年11月份，燕子洞施工任务完成后，该团归建回到贵州。在贵州安顺到贵阳一个叫马场的地方，从事农副业生产，他被任命为代理副指导员。

　　在云南时，气候好，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到贵州后，面对生活条件的变化，寒冷的气候，官兵思想负担越来越重。为保持连队“四好连队”的荣誉，他把大量精力用在了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上。煤油灯下，他与战士谈心；下田干活路上，他挑着粪桶和士兵一起边走边聊。当时连长、指导员外出学习，他主持连队工作，连队官兵建设一流连队的积极性很快得到了提高。

　　后来，他被组织上调回昆明，到保卫科工作。为了尽快适应军队保卫工作的需要，他潜心学习了刑侦所需的照相、洗相技术。保卫科有暗室，每到节假日，他便背着照像机到圆通山照像，深夜还在暗室研究洗印照片的技术。

　　有一年，毛主席要接见云南部队团以上干部。正好他在外地出差，要到北京向带队的后勤部首长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后，他提出了想见毛主席的请求。后勤部首长理解他想见毛主席的心情，便留他参与做安全保卫工作。后来，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顺利接见了云南部队团以上干部，他因参与做保卫工作得以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说，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毛主席，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

　　还有一次，某部丢失了一枝冲锋枪。他参与了破案的全过程。最后案件得以侦破，罪犯受到法律的制裁，冲锋枪完璧归赵。他说，那个年代，军民关系真的是亲如一家。一发动群众，破案线索就会纷至沓来。

　　后来，他被任命为后勤部军事检察院副团职检察员。在军事检察官的工作岗位上，他仍是默默工作，不断提升着自己的法律素质和能力。

　　转业进云南省检察院

　　1982年，他转业进了云南省检察院。当时，省检察院从云南饭店刚搬到书林街新盖的大楼里。他被安排在刑检处工作。

　　当时，刑检处设内勤组、对下指导组、办案组三个组。他在办案组任组长和大家一起工作。他说，自己是一个党员，党员就得服从组织分配，叫干啥就干好啥。

　　他在办案组工作一段时间后，组织上考虑他在部队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经历，便把他调到人事处任副处长。他埋头工作，公正选人用人。后来云南省检察院成立政治部，他任副主任。1994年，他任云南省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1998年，他面临退休，组织上从工作实际考虑，决定让他晚一点退休。他又多工作了一年。

　　在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他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不拘一格用人才；他坚守廉洁奉公的道德底线，从不以权谋私。那年，省检察院成立了后勤服务中心，领导争取到了一些企业编制。当有人建议他将自己的当时还没有工作的女儿安排到服务中心工作时，被他拒绝了。他说，“我是政治部主任，要以身作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有工作的职权，不能以权谋一己私利。只要我在职一天，我的亲属就不能在我身边工作。我不能做让人背后说闲话的事。”

　　他说：“有了共产党，才有了我后来的成长、成熟，才有了我退休后的幸福生活。从1960年4月入党到现在，能够获得‘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是对我们老党员为党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在任何情况下，退休的共产党员都要不忘党恩，为党的事业发光、发热。”

　　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红土高原”，《赵石生：有党才有幸福生活》，作者赵安金；文章有删节。